Buddhist Affinities over a Century 12 - Practicing the Buddha’s Way 2 《百年佛緣12－行佛篇2》
My Convening of an Exoteric and Esoteric Buddhism Conference 我召開佛教顯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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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召開佛教顯密會議中國佛教發展為顯教和密教後，顯教普遍覆蓋了全中國，密教成為青藏地區神祕的教派。有人歡喜密教，但也有一些人反對密教。從中國元朝開始，密教受宮庭的重視，發展到明、清，密教更因迎合皇室的需求，甚至成為喜樂的工具。可是對於密教的發展，許多學者、教界人士卻非常憂心會對佛教前途不利，這也是因為對密教的不了解，和某些藏傳喇嘛個人的行為不當所引起。
我到了台灣之後，台灣的政府受到西藏人士一些誤會，他們認為國民黨在打擊他們，製造矛盾和離間，無所不用其極。不過，這許多政治事件的內容，我們也不太懂得。後來，我到印度去救濟藏區的難胞，達賴喇嘛下令不可以接受台灣的物資，可見他們對台灣的歧視。這又是後話了。
我發覺當年太虛大師弘揚佛教的理念裡就分有：漢語系、藏語系、巴利文系、英語系、日語系等，我心裡想，西藏佛教還是值得去研究一下的。
像太虛大師的弟子來自河北深縣的法尊法師，首次有系統的把藏文經典翻譯成漢文，把漢文經典譯成藏文，而得以顯密交流。假如說他是中國到西藏學法回國後最有成就的人，實不為過也。
河北省主席張篤倫的公子張澄基，十八歲時就毅然赴藏修學密教八年，後來娶了于右任先生的女兒于念慈作為眷屬。他們一起留學印度，之後在美國成為各大學的名教授。他翻譯的《密勒日巴尊者傳》、《岡波巴大師傳》風行了台灣。另外還有一本《佛學今詮》，也相當受到重視。六○年代，我還特別請張教授來佛光山教授佛學，並且在山上住了數個月。
密勒日巴是近代西藏佛教的高僧，確有其人，具神通力，可稱為現代的大阿羅漢；對於密勒日巴苦學的精神，實在可以成為佛教青年勵志最好的榜樣。我想，因為密勒日巴尊者的關係，台灣民眾對藏傳佛教建立了一些好印象，這應該是不爭的事實。
在我們佛學院教授歷史並且善於講學的鍾錦德老師，本來說要跟我出家的，後來跑到台北拜一位女喇嘛貢噶為老師，學密去了。
這位貢噶喇嘛，在家名叫申書文，是一九○三年出生的滿清貴族，也是藏傳佛教的金剛上師，道號貢噶老人。七七事變時，曾經到重慶會見太虛大師，在漢藏教理院學習藏文，並到西藏海拔八千呎的貢噶山苦修了三年。後來經香港來到台灣。一九六一年，位在台北縣中和市的貢噶精舍落成，我和她有過來往，她也曾來過佛光山，聲望很高，人也很正派，活到九十五歲才圓寂。
另外，我的好友曾在高雄市做過稅捐處處長的田璧雙，後來辭官不幹，也去做起喇嘛來了。甚至，一不做二不休，想在台中興建密藏院，但是為了土地環評的問題，始終不能通過。雖然那時候台灣也希望有一座密教的道場，但終成泡影。
一九九二年，田喇嘛邀約南區國稅局及高雄稅捐稽徵處處長等人，特別來佛光山與我們海內外各別分院住持及單位主管二百餘人舉行座談，可以說為本山上了一堂「稅務課」，對稅法的歸類與性質，做了完整的介紹。
貢噶老人、田璧雙、張澄基、鍾錦德等，都是我周圍的知識朋友。但因我在新竹講習會教書的時候，印順長老、演培法師都曾說過，印度就因密教而使顯教滅亡。所以，我對密教也就心存戒心。
我初到台灣在宜蘭弘法，一九五六年宜蘭念佛會的講堂新建落成，當天由中國佛教會理事長章嘉活佛率諸山長老前來剪綵啟鑰，受到教界人士的重視可見一斑。有了章嘉活佛的出席加持，佛法深入廣大的蘭陽地區了。
章嘉活佛是第十九世章嘉呼圖克圖，一九三○年受任為蒙藏委員會委員，後來參與中國佛教會重整，與太虛大師合作無間，也曾擔任過蔣中正的資政。一九四九年由成都倉促搭機來台灣，中國佛教會在台灣復會，他當選為第一屆理事長，對顯密佛教的促進不遺餘力，但他六十八歲就圓寂了，深感遺憾。
後來換了白聖法師做理事長，中國佛教會盡其所能的排擠我，我做什麼都受到干擾。例如，五十年前，我創辦東方佛教學院時，白聖法師在會議上公開說要如何打倒東方佛教學院，幸虧當時的秘書長馮永楨先生挺我。馮永楨是山西人，為人耿直，我與他的上司，曾做過內政部次長的王平先生是好友，對我也非常關照。
馮永楨告訴我，在會議上他跟白聖法師講，天主教辦了很多聖經學院、基督教也辦了不少神學院，我們也沒有要打倒、取締他們，為什麼我們要去打倒、取締佛教辦的教育機構呢？
還好有馮永楨主持正義，否則我可能又更增加一些麻煩了。因為那時候，我們要登記、要傳戒、要出國辦手續，都必須獲得中國佛教會的同意，但是每次我去辦理，他們不但不同意，而且還是明白、公開的拒絕。
例如，依空在東京大學留學，依照在美國和慈莊一起建西來寺，依空的父親及依照的母親往生時，她們回來台灣奔喪後，再想回去日本、美國，中國佛教會就不核准她們的申請書，不幫她們轉到內政部、外交部了。慈莊為了再到美國，幾乎辦了一年的手續，周轉挫折，才能成行。
此外，一九六九年時，慈惠、慈嘉、慈怡要到日本留學，我跟內政部、外交部都已經說好了，但程序走到中國佛教會就受到阻礙了，申請書就在時任秘書長悟一法師的辦公桌上，整整辦了二年都走不出佛教會。最後政府給予壓力，慈惠她們才能成行。
後來，承蒙社工會總幹事林江風先生私下跟我說，你們將來自己可以成立一個基金會。有了一個基金會，辦一些國際往來事務、申請出國，總有一個名義，就可以不必經過教會。其實，我們也不懂得這許多法令上的關係。可憐這些跟我學佛的青年，受到這許多遭遇，我想他們至今記憶猶新。
我們愛佛教，我們愛教會，但像這樣的教會，叫我們如何愛他？如何和他合作？實在難矣！我對世間上有權力的人，如果用智慧教訓人都還有話可說；但用權力壓制別人，這不公平的。因為權力是公家的，不是個人的，不能假借公權力來欺壓別人，這是非常不道德的事情。
儘管我在台灣受到中國佛教會的排擠，而且我也知道，所謂交通不怕多，有了一條公路，再有一條鐵路，甚至再有高速公路、隧道、空中航道等，都有好處，但我是不願與佛教分裂的，因此對於組織一個教會的事，我一再猶豫、三思。
這期間，也有好多人告訴我可以另外成立一個組織，例如丁中江先生，就給我這樣的鼓勵，倒不是為了對抗，而是為了今後好辦手續。因此，在我申請成立中華佛教青年會失敗後，承蒙當時擔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的董樹藩先生說，你可以成立「中華漢藏文化協會」，就不必經過內政部和教育部，我蒙藏委員會准許你成立。
一個閣員都出來挺身支持了，雖然這不是我最初的志願，但為了弘法的方便，我在千不願、萬不願之下成立了。
一九八六年六月成立之後，董委員長就要我幫助蒙藏委員會做一些事情，第一、他要我召開「世界顯密佛學會議」，邀請西藏流浪在海外的四大法王前來參加；第二、他希望我跟達賴喇嘛接觸，拜訪他，聽他解釋對台灣的誤會。我聽了以後，覺得第一點可行，我召開會議，要來的可來，不來的可以不來。
那一年的十二月，確實轟轟烈烈召開了「世界顯密佛學會議」，政府各部門，如內政、交通、外交部以及各種安全單位，都極力給予我們支持及幫忙。蔣經國總統、加拿大總理拜仁．墨朗尼先生（Brian Mulroney）、泰國等元首均致賀電。
另外，四大教派的法王平時王不見王，除了達賴喇嘛之外，薩迦法王、直貢法王、貝諾法王都如約而到。還有許多密宗喇嘛、仁波切，以及南北傳法師和佛教菁英、學者專家都受邀而來，討論佛教未來的發展，藉此促進佛教團結融和，可謂盛況空前。
「世界顯密佛學會議」以「顯密融和與世界文化發展」為主題，會議進行十分順利圓滿，成果豐碩。當時我向與會大眾大致說明會議的幾項成果：
一、這是佛教史上首次以探討顯密融和問題而召開的世界性學術會議，由顯密二宗與會人士融洽相聚、和睦交流的事實，已為會議的主題做最具體的詮釋與見證。
二、有來自十九個國家與地區、三百餘人與會，其中有遠從尼泊爾、印度、美國及加拿大等地二十八位西藏活佛與喇嘛蒞臨。蔣經國總統特頒賀詞，祝賀大會成功，顯見大會的召開，深受朝野及海內外人士重視，深具歷史意義與時代價值。
三、發表的論文及與會人士的學養均屬一流，為社會及佛教帶來的影響。不僅可提升國內學術界與佛教界學術研討的風氣，也可以使顯密佛教的教義菁華，得以進一步闡揚，對整治人心，匡正社會，促進國際文化交流等，必然有直接或間接的貢獻。
四、與會藏籍高僧，分別代表西藏四大教派，欣見他們參與會議的法喜，及西藏專題座談會的熱烈場面，正達成行政院副院長林洋港先生在閉幕典禮中所提示的：先求「教內」的攜手發展，再尋求「教際」的相互配合兩項目標。
五、西藏薩迦派教主訪問台灣省政府時，應邱創煥主席之邀請時說道，佛教對西藏來說是很重要的，可惜遭戰爭的破壞，很高興見到西藏佛教團聚的復興。此正反映海外藏籍人士的共同心聲，也肯定了「中華漢藏文化協會」推展漢藏文化工作的重要性與實質貢獻。
六、會議的圓滿不僅是一時的成就，也具有長遠的意義與廣大的影響。如與會人士建議成立顯密融和的佛教學院，以及成立顯密佛學研究基金會等，都反映出大家對本次會議的肯定認同與無限期許。
總結來說，此次的會議大大促進漢藏文化交流，我也算完成了董樹藩委員長的願望。
但對第二點，董委員長希望我和達賴喇嘛接觸這件事，因為達賴喇嘛對國民政府有成見，不肯見台灣的人，要和他來往確實有點困難。我曾在一九七九年，組織二百人的印度朝聖團，乘坐泰航前往印度，一架飛機坐滿人，另一架飛機則是完全裝了救濟物品，預備送到印度和藏區，希望寒冬送溫暖，表示一點關懷之意。
不料，到達印度時，達賴喇嘛下令，不可以接受我們台灣的救濟物品，所以只好把整架飛機的毛毯、日用品，大部分都分送給印度、尼泊爾的貧民，只有少數西藏的同胞接受了一些。因為我知道這樣的情況，所以要和他打交道，實在不容易進行。
一九五九年，達賴喇嘛率領一批人從西藏到印度達蘭沙拉，成立了西藏流亡政府，這也造就密教有了很好的發展機會。因為一些善於英文的年輕喇嘛，在世界各地的大學教書、傳教、教導禪坐，吸引不少西方人士學習密宗。因此，從禪門的學習到密宗的發展，他們在這方面也有做出一些成績。
記得我去美國洛杉磯西來寺，期間曾與達賴喇嘛同時出席一個在越南寺廟裡的集會。他對我倒蠻有好感，還用不純熟的中文對我說，他很喜歡中國佛教誦經的音調。我發覺達賴喇嘛也滿豁達、樂觀，是一個很容易相處的人。後來經過一些信徒的要求，要我單獨和他見面，我就由慈容法師陪同和他會見。
一九八九年，我以「中華漢藏文化交流協會理事長」的名義，和達賴喇嘛有過晤談，後來他也到西來寺訪問。我曾建議達賴喇嘛回歸大陸，不要在海外流浪，因為許多西藏人民很辛苦；一個民族多年在外面流浪，會減弱力量。假如說把西藏布達拉宮改成像梵蒂岡型態的一個宗教區，只行使宗教權力，其他西藏的區域就成為自治區。我希望他也向大陸提出這樣的構想，他說：「我第一次聽到這種想法，我要仔細的想一想。」
那次之後，我們也曾在幾次公開場合上相遇，如在天主教堂及各宗教的法會，但我們從未深談過。我總感覺到，整個中華民族漢滿蒙回藏都是一家，國家統一是不可質疑，有分離觀念的人，終究不容易發展和獲得支持。後來我們就很少來往了。有一年，他要到台灣，說明要到佛光山拜訪，但是我已有既定的出國行程，不能輕易延後，所以也就不克與他見面。
之後，我也輾轉聽說，他說他不搞獨立，他要接受中國的領導；也說他不要再轉世了等等。我覺得他很有民族的胸懷，也為他感到慶幸。但是不知道什麼原因，大概由於西藏青年會的激烈的思想，言論常常不為大陸政府所接受，所以一直談判不能成功。
達賴的哥哥嘉洛頓珠也到過台灣多次，好幾次也和我詳談各種狀況，但是對此，我自己本身也在困難之中，也無能助力。不過，我總希望，大陸的政府處理西藏的問題，因為是宗教，還是要用宗教的方法去處理為妥。
意外的是，我不知道有一些人是如何說到我的，他們說我到大陸訪問，達賴喇嘛要來和我祝壽；我和大陸一些領導人會面，又傳出「星雲大師要與達賴喇嘛合作共建大學」……這許多謠言不知道從何而來；也因此，我不知背負多少罪名，其實都是冤哉枉也。但我心裡也希望，大陸方面對達賴喇嘛要客觀了解，他並不想搞分裂，他也嚮往回西藏，中國能夠和平。
其實，一直以來，我對於大陸只有敬愛，並沒有一些不當的想法。例如，我請佛指舍利到台灣供養，我辦兩岸的音樂會，我率領大陸的四個教派到全世界表演梵唄，我參與大陸的降伏非典法會，我在大陸恢復祖庭重建大覺寺等，承蒙大陸領導人賈慶林先生說我「愛國愛教」。在我的本心，豈是愛國愛教？我是愛全人類，只要是可愛的生命，都應該值得關懷。
自從一九八六年成立的「中華漢藏文化協會」，理事長是三年一屆，我擔任六年的理事長，依制度只能做兩任。我感念田璧雙喇嘛對我多年的贊助支持，甚至於佛牙舍利能夠來台供奉，也是由他介紹促成的，於是我將漢藏協會全權交由他發展，我依法退任。我認為我做了我應該做的事，至於田璧雙喇嘛後來怎樣發展漢藏協會，我就不一一述說了。
由於我從小在漢傳佛教裡成長，雖然對藏傳佛教不懂，但我也努力促進漢藏佛教的交流。例如，一九九三年，我的在家弟子演過小王爺的陳麗麗，她陪同夏瑪巴法王來訪，談到復興佛教必須從教育下手，我告訴他我們在美國的西來寺，因地緣關係接觸到不少優秀的青年喇嘛，我因為惜才幫他們準備機票到台灣參學，結果人還沒到佛光山，在台北就因信徒豐厚的供養而迷失了，實在好可惜啊！
夏瑪巴法王建議，為避免日後類似的情況發生，可透過國際知名的機構、佛學院推薦交換學生。後來我還率先提供美金給法王作為教育獎學金。
之後，泰錫度仁波切也要與我合作辦顯密法會，我也贊助他二十萬的美金，作為一百位喇嘛來台的路費，但最後卻不了了之。一位大寶法王的首座弟子，應不至於如此，也不知道究竟他們的行政人員另外有什麼想法了。
說到交換學生，早在一九八九年我去印度弘法要返回台灣時，就留下馬來西亞籍的弟子依華，想不到她一個嬌小的比丘尼，竟然在窮困落後的印度獨自奮鬥了七年，經歷世界上最貧窮的生活洗練。她從印度梵文大學畢業之後，又去達蘭沙拉西藏辯經學院學習藏文，並且通過辯經口試。畢業後，回到佛光山幫我主持佛學院的教育，甚受學生喜愛。
一九九三年時，電視導播孫春華的女兒妙融跟我出家，叢林學院畢業後，我給她一萬美金讓她去西藏、尼泊爾學習。最初都有往來報告，後來就跟著母親去陳履安先生成立的化育基金會了。陳履安的二位公子也曾經在佛光山的男眾學部讀過書，後來也到西藏修學有成，來往於漢藏佛教之間。
二○○○年，我又送了五位沙彌前往印度、西藏求法，因為需要十幾年的耐心毅力才能完成，我還曾寫信勉勵他們。終究因為生活習慣大不相同，小孩子吃不了苦，沒幾年就回來了。
二○○六年七月，聽說青藏鐵路通車，我因身體狀況未能成行，但我的弟子依恆、永芸卻趕上了盛會。她們從青海的西寧搭火車日夜走了二十七個小時，途中經過六千呎最高點的唐古拉山，很多人都因空氣稀薄得到高山症，她們倆在火車內打坐，一路平安抵達拉薩。青藏鐵路通車吸引了各國媒體蜂擁而至布達拉宮，由於永芸當時也是「人間福報」的社長，所有媒體見到一個也是媒體人的漢傳比丘尼，竟然氣不喘的輕鬆登上布達拉宮，特別做了採訪，也算為兩岸漢藏佛教做了一次交流。
特別是一九九八年，我在印度菩提伽耶傳授國際三壇大戒，第一次在印度傳戒，不但順利恢復南傳比丘尼戒法，同時成就了佛教界的另一樁盛事，那就是西藏喇嘛貢噶多傑仁波切，把他護藏多年的一顆佛牙舍利贈送給我，希望我請回台灣，建館供奉，讓正法永存，舍利重光。
最初聽到這個訊息，我一時還會意不過來，也不敢相信自己能有如此福報。貢噶多傑仁波切說，他已年老，感念我對西藏的關心，知道佛光山為增進漢藏文化交流，創設中華漢藏文化協會，還成功舉辦「世界顯密佛學會議」、「世界佛教徒友誼會」，乃至創立國際佛光會，促進世界佛教交流等，他十分感動，認為佛光山是弘揚人間佛教的正派道場，覺得我應該是一個可以託付的人，所以決定把佛牙舍利交託於我。
他還很誠懇的告訴我，這顆佛牙舍利是經過多位法王認證無疑，並由十二位仁波切聯名捐贈。他甚至提及，為了避免印度政府干擾，迎請佛牙舍利回台時必須繞境，由印度經尼泊爾加德滿都機場到曼谷，再從泰國迎回台灣。
由於農曆四月八日適逢佛誕節，應泰國佛教界禮請，祈安法會結束後，佛牙舍利再被迎請至世佛會所在地皇后公園，供泰國全民瞻仰禮拜。隔日即四月九日下午二點三十分，佛牙舍利終於回到台灣。
當初在我接受貢噶多傑仁波切捐贈的當下，早已決意在台灣覓地建塔供奉，期讓全世界的有緣人都有機會禮拜、瞻仰，這也促成日後興建「佛光山佛陀紀念館」的因緣。
佛光山倡導八宗兼弘，我們也沒有排斥密教的道理。多年來，我贊助年輕的喇嘛來台灣進修，對於大寶法王的弟子泰錫度仁波切、夏瑪巴給予經濟上的幫助，雖然日後都杳無音訊，但是到現在我仍然不灰心，因為我把這些都視為是個案，從不影響我對佛教的信心。
我主辦顯密佛學會議、世界佛教徒友誼會、禪淨密三修法會等，藉著這些活動，希望促進各宗派彼此的了解，團結佛教的力量，以達到益世度眾的成效。今天西藏的喇嘛不要只靠信徒供養，應該反過來為信徒說法服務，這才是現在人間佛教之道。
走筆至此，我深感到佛教發展至今，其實不光是顯密要融和，還有大小乘要融和、南北傳要融和、僧信要融和，因為百川河流同歸大海，佛教才能成其大，成其寬廣，才能成為全人類的一道光明。因此，我祈願所有的佛弟子，都能為人類的福祉，為世界的和平共同努力，畢竟我們都是信仰同一個教主佛陀，何必互相排斥、互成阻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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